首届四川省间质性肺疾病大型义诊及研讨会在我院举行

从中国过去20年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看，服务类消费的份额确实在提升，这与日本和韩国完全类似。

常识一：政府无权单方面开征税收税收来源于公民的私有财产，是由私有财产转换而来的国家财产，它必然是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。因此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如果还不算太高，那么加上二次分配的话不但不会下降还会上升。

近十年来，我国税收增长迅猛，每年平均以20%的速度递增，远高于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，税收增长几乎到了失控的境地。现代意义上的福利，肯定首先是弱势群体享有，有钱有地位的少享受或不享受，而中国的那些福利都是权力越大，福利就越大，弱势人群不但没有，而且还要付出得更多。另有一些政府收入，是不能摆上台面或者大家看不见的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0年全国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罚款专项收入等总计达到9890.72亿元，事实上，除此以外还有大量预算外的收费与罚款没有包括在这项统计中。法国各项税收总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，大大高于欧元区及欧盟的平均水平。

住房：政府通过补贴、税收、金融、保险、担保等多种政策工具，鼓励中高收入家庭买房，帮助低收入家庭租房。如果国家通过暴力攫取公民财产来获取税收，这就彻底否定了财产权，继而否定了国家本身。陈志武：但这并不说明这些政府的规模可以无限扩大，应把不该有的项目砍掉，过高的福利水平减少，激发懒惰的人靠自己的手养活自己，而不是靠福利养活。

其次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了不可容忍的水平。胡祖六：金融改革时机基本成熟记者：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哪些问题？如何看待温州金融试验区试点？胡祖六：中国金融一直没完成改革。上面越放，下面越乱，搅进民间金融里，这就是产生吴英案的根源。记者：国企退出哪些领域？陈志武：其实所有领域都应该退出，比如美国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国防工业是战略性行业，但是美国国防工业企业都是私有的，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限制这个行业里面的人的行为，不一定非要国家拥有这些企业的产权去经营这些企业，产权经营权和监管权是可以分开来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打电话，就和电影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》里一样排队，根本没有隐私。监管是相辅相成，不能等到监管完美无缺了再放开。

这样，每个人退休的时候，养老金的购买力能够和物价水平基本上保持一致。那么首先要宏观经济稳定，资本市场多层次化，银行改革和监管到位，在风险已经万无一失的情况下，再开放资本账户。记者：但有官员与学者担心国民的风险偏好太强，一旦放开导致资金大进大出，而且对冲基金基本在美国，它们的涌进造成货币错配。记者：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的症结何在？保育钧：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难，实质上就是金融垄断。

中国应该减少国企部门，给私营部门更多一些空间。金融改革是个复杂系统工程，不是单靠地方试点推进所能成功，需要中央宏观政策配套才有可能会成功。如果没有高回报的投资选择，人们不愿意把钱放在银行内贬值，就会把钱投入房地产等行业。百姓如果有资产性收入，也会改善收入分配的差距。

记者：但近些年，管理层的建议是人口应该向中小城市流动，一些大城市出于对城市负荷的担忧，采取了与户籍挂钩的限购房、限购车行政手段。记者：如何看待养老金入市的问题？陈志武：一旦中国股市和其他资本市场能够走向正轨，养老金应该是有一部分投向股市的，只要经济增长和股市是同步发展，从理论上来说，养老金的规模应该和经济增长同步增值。

日本一位规划专家曾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：由于日本城市发展不平衡，引起了很大的政治问题，于是开展规划大设计，让资源离开东京，全国平均地发展，这么弄了30年，最后失败了。记者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？保育钧：解决问题的基本办法就是金融银行业对内开放，让民间资本来兴办小型金融机构。

包括升学、就业的资源，假设你有关系，你就可以帮亲戚子女找到更好的工作。这个报告建议国有企业市场化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只要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，就不可能市场化，所以让国有企业市场化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他们进行民营化改革。秦晓：私有化与公有制不矛盾记者：最近，世界银行建议中国的国企私有化，但很多第三方机构及专家学者都站起来批判。城市化的下一步就是体制障碍了。记者：欧洲面临一个问题，民主政体和缩减福利规模存在内在矛盾。当然，至于步骤和幅度，我们可以设计、想办法，但肯定不能光是那点红利。

我们看到了很多说法，就是作为一个刺激措施，2009年银行借贷有一个很大的放松。陈志武：国有企业不可能市场化记者：现在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陈志武：就是权力的失控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、税收失控、国有企业渗透到越来越多领域，这些是最大的问题。

工业品生产出来以后怎么变成最终消费品？它要经过贸易、投入、物流各个环节，如果这些环节能力不够大，那么全国工业的能力持续会有问题。垄断国企这一块的改革，对经济的增长非常重要。

清洁能源技术是核心，而中国因此发生的改变不仅仅影响到中国，而是影响到了全世界。利率被管制，汇率很难真正市场决定机制。

这两年总体看好像国进民也进了，但实质上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发生了逆转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后退。我建议把大城市和国土管理区分开，美国芝加哥、洛杉矶行政等级都比县小，但其管理的密度和能量是用另外一个体系。现在要把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、去发现规律。上山下乡我经历过，一个教授在北京讲座能来很多人，要是在农村，同样的讲座可能只有三个人来。

这就是为什么土地应该私有化，国有资产要民有化。通过这些改革，加上对政府征税权的制约，再大幅度减少政府审批项目，才能给社会中低阶层的子女提供更平等的机会。

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政府应该管什么，市场应该管什么。记者：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是排在步骤的最后？胡祖六：金融改革如果想设计好，一步步来实施。

这几年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占20%，业绩增幅比国企多，民营企业确实大发展，但民企就是觉得受冷落。记者：作为金融危机的亲历者，对中国改革方向有何建议？鲍尔森：首先在中国我们要认识到透明度和监管的极度重要性，对于我们碰到的任何问题，如果当时有更多透明度的话，泡沫就不会做到后来那么大。

不仅仅是每年红利那部分，而且要把资产和收益都纳入到公共产品的资源当中。私有化实际是把政府性企业变成大家共同拥有的，与公有制不矛盾。还有一个是允许已经大量存在的小额贷款公司，符合条件就可以改制为村镇银行。记者：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移民国外？一些民营企业家担心自身资产的安全，也出现了一些案例，你如何看待。

道理就是你政府设什么坎，人家还是往东京来，最后规划思想转变，决定就让东京集聚，产生巨大的财富流，然后再分配，平均分配到每个地方。管制情况下才有一窝蜂现象，平时把羊群关在圈里，从来不让他们自己去吃，一天突然打开门，他们就冲出去。

所以人群会集聚，收入会增加，城市化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基于科学效率的项目，使得最好的清洁能源技术得到最大化的利用，这对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，我们有共同的利益。

这给国内机构和居民带来不确定性，因为全球市场瞬息万变，当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欧洲看准一个机会准备投时，却还要审批，等走完手续往往已时过境迁。记者：西方的消费者变得更加节约，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？陈志武：当然是中国的出口会面临更多的挑战，但是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看，不管怎么样，以后不能靠出口来带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。